凡此种种，造成他的孤僻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曾经是不幸的，后来又把神经官能症作为摆脱不幸的办法的人。艺术或文学不一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如福楼拜，要求一种神经官能症。
最后要提到著名的秘鲁作家略萨，他写了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标题来自福楼拜的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1858年9月4日致勒罗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为第一部现代小说，赞扬福楼拜对形式完美的追求，认为在后者身上，“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文本为批评家的诠释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对于翻译家，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译者不仅要准确传达词义，如果他尽心尽职，还要尽可能顾及原文的音乐性。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译书，他的译本行文潇洒，有的翻译评论家誉之为“定本”。他的文章确实漂亮，试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爱玛坐马车从永镇到鲁昂，城市在她的眼下出现）；
城像圆剧场，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笼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纷纷展开。再过去又是旷野，形象单调，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线。全部风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停锚的船只，堆在一个角落；河顺着绿岭弯来弯去；长方形的岛屿，如同几条大黑鱼，停在水面，一动不动。工厂的烟囱冒出大团棕色的烟，随风飘散。教堂的尖顶突破浓雾，清越的钟声有冶铸厂的轰隆轰隆的响声伴奏。马路的枯树，站在房屋中间，好象成堆的紫色荆棘一样。雨洗过的屋顶，由于市区有高有低，光色参差不齐。有时候，吹来一阵劲风，浮云飘向圣.卡特琳岭，仿佛空气凝成波涛，冲击岸边绝崖，先是气势汹汹，转瞬又销声匿迹了。
我们看到，李先生爱用四字成语和四字结构，因此句读较多，这一段文字一共用了三十五个标点符号，包括逗号、分号和句号。福楼拜极其重视文句的节奏，原文只用了二十二个标点符号。本书作者周克希先生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复制原文的节奏，他的译文用了二十五个标点符号：
像圆形剧场那样下凹，沐浴在雾霭之中的这座城市，过了桥那头才渐渐开阔，布局也没了章法。再往后，平坦的田野重又走势单调地隆起，延接到远处苍茫的边际。从高处如此望去，整片景色了无动静，像一幅画；下锚的船只挤挨在一隅；河流在葱郁的冈峦脚下描画出流畅的弧线，椭圆形的岛屿恰似露出水面的一条条黑色的大鱼。工厂的烟囱吐出滚滚浓烟，随风飘散开去。铸造厂传来隆隆的响声，和着矗立在雾中的教堂钟楼清脆的排钟声。大街两旁的树木，凋零了树叶，宛似屋宇间一蓬蓬紫色的荆棘，屋顶上的雨水犹自闪着亮光，屋面随地势起伏而明暗不一。时而，一阵风挟着云团掠向圣卡特琳娜山冈，犹如股股气浪悄没声儿地撞碎在峭壁上。
翻译没有定本，李健吾先生的译本是否定本，这些都是学术界还没定论的问题。我不敢说周克希先生的译本在总体上或在某一方面超过李先生的译本或其他译本，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因而有其价值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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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子给背带吊得太高，漏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拿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拣了一回。
“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很风趣地说。
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下，还是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再说—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含了萝卜似地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全班都笑得更厉害了。
“声音高点！”老师喊道，“声音高点！”
于是新生狠下决心，张开血盆大口，像在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下坡花力！”
这下好了，笑声叫声直线上升，越来越闹，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号，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叫声，慢慢静了下来，但是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犹如死灰复燃的爆竹一样。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淋湿爆竹，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翻来复去地念，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新生心神不定，眼睛左右张望，胆小怕事地说。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教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风浪一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从高筒帽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面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然后，他用温和一点的声音说：
“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溅他一脸墨水。他只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来，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看他真用功，个个词都不厌其烦地查词典。当然，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给他启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不是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还不肯送他上学堂。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材，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两三年他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吸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蚀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用来擦亮自己打猎穿的皮鞋；不消多久，他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