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一天早上，子爵把烟匣带走了。当烟匣放在宽阔的壁炉框上，放在花瓶和彭巴杜风格的座钟之间时，它听见子爵说过些什么话呢？现在，她在托特。他呢，他在巴黎，多么遥远！巴黎是什么样子？名声大得无法衡量！她低声重复这两个字，自得其乐；这个名字在她听来有如嘹亮的教堂钟声，印在香脂瓶的标签上也闪闪发光。夜晚，海鱼贩子驾着大车，走过她的窗下，口里唱着“茉荠栾”之歌，把她吵醒了；她听着铁轱轳出村庄，越走越远，在土路上，响声也越来越小。“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她自言自语。于是她的思想也跟着他们上坡下坡，穿过村庄，在星光下，在大路上奔波。不知道走了多远之后，总会到达一个模模糊糊的地方，于是她的梦就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在纸上划着路线，游览京城。她走上大街，每到一个街角，两条路交叉的地方，或是看到一个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她就停住。最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但在黑暗中也看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喀嗒一声放下脚踏板。
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纱笼仙女》。她贪婪地读赛马的消息、剧院晚场和首次演出的实况报道，一字不漏，她对女歌星初次登台，对商店开张，都很感兴趣。她知道流行的时装式样，上等裁缝的地址，森林公园和歌剧院每天演出的节目。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甚至在餐桌上，她也带着她的书，当夏尔一边吃，一边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就翻开书来看。她一读书，总会回忆起子爵。在子爵和书中的虚构人物之间，她居然建立起了联系。这个以子爵为中心的联系圈子越来越大，他头上的光辉也扩散得越来越远，结果离开了他的脸孔，照到她梦想中的其他脸孔上去了。在艾玛眼里，巴黎比海洋还更模糊不清，它在一片镀了金的银色空气中，闪闪发光。不过这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还是可以分门别类的。艾玛只看到两三类人，就一叶障目，以为他们代表全人类了。第一类人是外交官，他们踏着闪亮的地板，客厅的墙壁上镶满了镜子，椭圆形的桌面上蒙着金丝绦的天鹅绒毯子。这里有长长的礼服，大大的秘密，微笑掩饰下的焦虑不安。第二类是公爵夫人的社交界，他们脸色苍白，睡到下午四点钟才起床；女人都是楚楚动人的天使，裙子下摆镶了一道英吉利花边；男人都是怀才不遇而毫无作为的平庸之辈，为了寻欢作乐，不惜把马跑得筋疲力尽，到了夏天就去巴德温泉避暑，最后，快到四十岁了，不得不娶一个有钱的继承人了事。第三类人是五彩斑斓、成群结伙的文人雅士，舞台明星，过了半夜，他们才来到酒店餐馆的雅座，在烛光下，吃喝玩乐。他们这班人，花起钱来像国王一样不在乎，雄心勃勃，往往异想天开。他们过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在天地之间，在狂风暴雨之中，他们显得超凡脱俗。这三类以外的人，都失落在茫茫人海之中，在艾玛心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而且无论什么东西，如果离她越近，她越懒得去想。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田野，愚蠢的小市民，生活的庸俗，在她看来，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是她不幸陷入的特殊环境，而在这之外，展现的却是一望无际、辽阔无边、充满着幸福、洋溢着热情的世界。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愉快，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难道爱情不像印度的花木一样，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特别温暖的气候？月光之下的叹息，依依不舍的拥抱，沾满了泪水的、无可奈何的双手，这些肉体的热血沸腾和心灵的情意缠绵，难道能够离开古堡阳台的背景？只有在古堡里，才有悠闲的岁月、纱窗和绣房、厚厚的地毯、密密的花盆、高踞台上的卧榻，还有珠光宝气和仆人华丽的号衣。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来刷洗母马，大木头套鞋践踏着走廊，罩衫上还有窟窿，光脚丫穿着布鞋。有这样一个穿短裤的小马夫也该知足了！他干完活就走，因为夏尔回来，会自己把马牵进马棚，卸下马鞍和马笼头，女仆会抱一捆草来，放进马槽，她也不会干别的了。
娜塔西泪如泉涌地离开了托持之后，艾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样子很乖的小孤女来干活。她不许小姑娘戴软帽，教她回话不要用“你”，而要称“太太”，端一杯水要用盘子，进来之前先要敲门，教她烫衣浆裳，饲候她穿衣服，想把她培养成贴身的女仆。新来的使女很听话，不发牢骚，以免被女主人辞退；因为太太经常不锁橱子，费莉西每天晚上偷一小包糖，做完晚祷之后，一个人躺在床上吃。下午，她有时也去对面驿站找马车夫闲谈。太太待在楼上的房间里。
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三粒金纽扣。她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一双石榴红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她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她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她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
夏尔不管下雨或是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抽水马桶，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家，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护，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芬芳味，是不是她的肉体使她的内衣也变香了？
她做许多小事都能得到他的好感：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他的袍子换一道镶边，有时给女仆烧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她在卢昂看见过一些贵妇，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夏尔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雅致。它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
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夏尔非常害怕病人死了和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大得像“铁钳子”。
最后，为了“了解情况”，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时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里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遮住了灯座脚。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
她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点的丈夫？起码也该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那么到了六十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呀！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卖．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夏尔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叫他有点下不了台。夏尔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她的额头，不知道她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她越看他，就越有气。他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他用舌头舐牙齿；喝汤时，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他穿衣时，艾玛有时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这一切并不是像他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她自己，她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书，例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她不是对她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没有猎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她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来，把她带去什么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